姚亚平
王阳明刚踏上仕途，第一次上九华山，碰到一位蔡道士，蔡道士就说他不会是出家的道士，因为他有副官相。后来，王阳明立功立德立言，道德文章，学问做到顶流；官也当得最好，不只是官职大小，而是政绩、官德等各个方面都是个“好官”，像个官样。其实，王阳明不但有个官相、官貌、官样，更重要他有官德，当然他还有当官的气质与气度，其突出之点就是——不动心。
一、无欲则刚心不动：王阳明当官有定力
1516年农历十二月，王阳明来南赣剿“匪”前，他的莫逆之友王思舆对王阳明的弟子季本说：“阳明此行，必立事功。”
季本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这位道士感叹地答道：“触之不动。”
这既准确地指出了王阳明的性格特点，也反映了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观点。
平定宁王后，钱德洪问王阳明：“老师您用兵如神，到底用的是什么兵法技巧？”（用兵有术否？）
王阳明轻轻一笑：“哪里有什么技巧。只是学问纯笃，养得此心不动。”还补充说道：“大家的智慧都差不多，胜负之决不是等到临阵打卦，而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。”
王阳明举例说自己和朱宸濠在鄱阳湖上对决大战，南风转急，他向一名手下发布火攻的命令，那人懵在那里，没有反应。“三四申告，耳如弗闻。”这个人平时还小有名气，智术了得，但临事心慌意乱，忙失若此，平时的那些本事有什么用呢？（“智术将安所施？”）
王阳明的军事思想是：“此心不动，随机而行。”遇到敌情，他的心是放空的，没有私欲，没有犹豫，不担心失败，也不求胜心切，所以，敌方有什么动向，形势有何变化，他可以瞬间觉察，随即做出决定，而这决定总是最好的决定。不为杂念所动，内心就强大，便能无往而不胜。“不动心”的境界让王阳明得以淡定自如、指挥若定地应付复杂的局面。
王阳明是什么性格？
遇事不慌，胸有成竹，总有办法。从容、淡定，他自己讲“触之不动”“此心不动”，力道很强，定力很足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早有办法，早有预料，早知如此，自有对策，等等。
“不动心”在《王阳明全集》的三次对话中出现过。两次是《传习录》解释孟子和老子对“不动心”的区别，一次是钱德洪《征宸濠反间遗事》引用王阳明谈不动心的话。由此可见，王阳明自己并没有专门提到“不动心”的概念，而是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与发展。
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中，学生公孙丑问孟子：“老师您做了齐国的丞相卿相，可以施行学问了，你动心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否，我四十不动心。”公孙丑说：“老师您太厉害了。”孟子说：“这不难，告子比我还先不动心。”孟子的意思是说：连告子不懂道的人，都早于我不动心，可见不动心不难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不动心”之辩。
薛侃（尚谦）专门请教过王阳明：“孟子之‘不动心’，与告子的‘不动心’，有什么不同？”
王阳明说：“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，要他不动；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。”告子的“不动心”，心是动的，把强行控制、“把捉”了，因此不动；而孟子的“不动心”是排除私欲杂念、集义修身到一定境界，自然不动。告子的“不动心”显然不如孟子。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，人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，以至于失去方向。只有集义于身，此心光明，才能内心坚定；此心不动，就有政治定力，不为外物所动，成为黑暗中的光亮，照亮自己和他人前进的路。
王阳明讲的“不动心”有几种情况：
一是“名利不动”。王阳明从不看重名利，说，人为了生存，是要有一些保障自己安全的东西，如金钱、名利、地位。不过，这些身外之物要在“良知”的指导下去追求，如果因此失去本心与良知，就如同大坝豁开一道口子，容易酿成大患。
要真正做到内心强大，不动心，首先就要做到不起念，不起私念，不起邪念，不起歹念。龙场悟道后，王阳明变得沉着，“渊默”，有了“吾性自足”不动如山的镇物雅量，更重要的是他对朝廷有了“宾宾”自处的意识。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“宾阳堂”，并在《宾堂阳记》中屡次提到“宾宾”。所谓“宾宾”是孟子呼吁士子要恪守“宾宾”之道，即甘心以客卿自居，只当天下的“宾”，道相同则相与谋，和则留，不和则去。辅佐唐太宗的魏徵当良臣不当忠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朱元璋憎恶孟子也包括这一条，就要士夫臣子像家奴一样地依附主子。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《宾宾》，将个中道理及意义说了相当明白。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的诗句：“眼中形势胸中策，缓步徐行静不哗。”心中无私而脸上有威，胸中有数且从容就对，关键处便见出英雄本色。
二是“遇挫不动”。王阳明一生历经坎坷，遭廷杖、下诏狱、贬龙场、功高被忌、被诬谋反，受尽了命运的折磨，但面对挫折困境，始终积极乐观，不动心，不生气。王阳明说：“变化气质，居常无所见，惟当厉害，经变故，遭屈辱，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，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，始是能有得力处，亦便是用力处。”真正的内心强大，内心平静，始终保持一颗临危不惧的心，不被外界的艰难险阻所影响。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，不紧张，不急躁，保持理智。真正的内心强大必须在事上磨炼，才能站得住脚，才能静中能安定，动中也能安定。
甚至面临绝境，也此心不动。水到绝境成瀑布，人到绝境是转机。大雨过后，有两种人：一种是抬头看天，蓝天白云，雨后彩虹，一种是低头看地，淤泥积水，艰难绝望。
王阳明与唐伯虎有得一比。唐伯虎生于1470年，王阳明生于1472后。唐是江苏苏州人，王是浙江余姚人。唐伯虎死于1523年，53岁。6年后，王阳明死于1529年，57岁。唐伯虎16岁参加府试考中秀才第一名，轰动苏州城，29岁到南京参加乡试，再获第一名，成为“唐解元”。1499年，王阳明与唐伯虎两人一同参加京城会试。可这一年会试遭遇“泄题案”，唐伯虎被判削去仕籍，还要发配到县衙做小吏。唐伯虎坚决不去，从此玩世不恭，放浪形骸，游戏人生，酗酒狎妓，自暴自弃，人生就此断崖式下坠，卖画为生，最后在穷困潦倒中离世。
王阳明考中二甲第七，但这是第三次会试，后来又从正六品刑部主事降到从九品的驿丞。王阳明面对绝境，却义无反顾地到那个蛮荒之地就任驿丞，从此悟道。
唐伯虎有诗：“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来写幅丹青画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也算是一种操守和坚守，但和王阳明在武夷山写的诗相比，两人的格局与境界，高下立判。王阳明的静，是无事能静思，遇事有静气，不随境转，不为气乱，不跟着别人的鼓点起舞。
三是“遭诽不动”。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、失败、困苦、屈辱的时候，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，这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考验。
在朱熹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，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，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人们不能理解其本意，惊讶者有之，非难和指责者层出不穷。王阳明在贬谪龙场的路上曾形容自己的处境：“危栈断我前，猛虎尾我后，倒崖落我左，绝壑临我右。我足复荆榛，雨雪更纷骤……”
擒濠之后，王阳明的盖世之功不但没得肯定与奖励，反遭恶毒诋毁，在“暗结宸濠”“目无君上”“必反”等被罗织的六大罪名之下，王阳明处于“君疑”的处境，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。这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遭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。
“外面是非毁誉，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，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，便将流于心劳日拙而不自知矣。”王阳明还说：“君子之学，务求在己而已。毁誉荣辱之来，非独不以动其心，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。……若夫闻誉则喜，闻毁则戚，则将惶惶于外，惟日之不足矣，其何以为君子！往年驾在留都，左右交谗某于武庙。当时祸且不测，僚属咸危惧，谓君疑若此，宜图所以自解者。某曰：‘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，自信而已，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，而暇求人之信己乎？’”
后来，到了1522年（嘉靖元年），朱厚照死了，嘉靖皇帝即位。王阳明这个平定藩王之乱的大功臣，仍然受到皇帝的猜忌，官员的攻击。就连当年进士考试由礼部负责出题，策问题中涉及心学，出题人希望考生指责王阳明。处境之艰难，王阳明自己也说：“举世困酣睡，而谁偶独醒？疾呼未能起，瞪目相怪惊。反谓醒者狂，群起环门争……”
面对危如累卵的艰险处境，王阳明能处变不惊，历险而夷，就在于他的成熟稳定。我们从王阳明自己“当厉害，经变故，遭屈辱”的经验之谈之中，可以真正了解王阳明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，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，从而了解“良知”的学说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，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。
二、面对非议、诽谤，王阳明怎么办？
王阳明的一生充满坎坷，对他的误解和非议，使他后半生都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。平定朱宸濠之乱后，对王阳明的批评骤然升温。这些指责主要包括：
1.“通濠”。这在王阳明生前始终没有洗脱，从“交通”到“党逆”，指责逐步加深。
2.夸大军功。在江西时，就有人指责王阳明冒犯军功。多年后，王阳明出征广西，迅速平定两广之乱。当捷报上京后，嘉靖还说王阳明为人素喜夸诈，在江西就“夸大军功”。
3.纵军劫掠，屠戮无辜。
4.私藏南昌府库财宝。
由于批评太多，王阳明虽立下平乱大功，却无升赏，仅由南赣巡抚兼任江西巡抚。一年多后，嘉靖即位，王阳明的功绩得到认可，被授予新建伯，但很多责难并没得到澄清，与他一起平乱的同事也多遭到黜革。
其中原因复杂，有当道之人的嫉妒，有奸佞小人的陷害，有人事关系的复杂，王阳明自己处世的特点也是重要原因。
见申诉无人理会，王阳明遂挂冠归越，开始了居越六年的讲学生涯。而王阳明的讲学，让他获得了极高的声誉，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对他的批评。嘉靖皇帝和众多当道大臣都以程朱理学为正宗，都认为阳明心学是“误正学”的伪学。费宏、杨一清阻止王阳明入阁辅政的理由也很近似，都说王阳明“好古冠服、喜新学”。
1522年（嘉靖元年）十月，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说：“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，倡异学之说，而士之好高骛名者，靡然宗之……乞行天下痛为禁革。”“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”即指王阳明，这是指斥王学为“异学”、要求“痛为禁革”声音的第一次出现。
嘉靖皇帝肯定了章侨的观点，批复说，“近年士习多诡异，文辞务艰险，所伤治化不浅”，并且要求：“自今教人取士，一依程朱之言，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，私自传统，以误正学。”章侨的劾疏和皇帝的批复都没点名，但众所周知，其所指就是王阳明及其心学。称阳明之学“叛道不经”，就是把王学定为“伪学”的先声。
那么，对于这些议论、诽谤和处理，王阳明是什么态度呢？
王阳明一生，很多闲话扑面而来，他说：别人的闲话、诽谤、讥笑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急着反击，急着辩解。不要生气，不要跟着别人的节拍跳舞，你一生气，别人以为踩住了你的痛脚，反而坐实别人的污蔑。要专心做自己的事情，只要踏踏实实做好了事，清者自清，说闲话的人自然就闭嘴了。王阳明有诗言志：“智者不惑仁不忧，君胡戚戚眉双愁？信步行来皆坦道，凭天判下非人谋。”人生在世，总有毁誉傍身，如果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那就寸步难行了。
有人问：“《论语》中记载叔孙、武叔诽谤孔子，为什么圣人孔子也避免不了被人诽谤呢？”（“叔孙、武叔毁仲尼，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？”）
王阳明回答：“毁谤自外来的，虽圣人如何免得？人只贵于自修，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，纵然人都毁他，也说他不着。却若浮云掩日，如何损得日的光明？”
王阳明说：“人若著实用功，随人毁谤，随人欺慢，处处得益，处处是进德之资。”他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平定朱宸濠叛乱后，诽谤和议论越来越多，但王阳明并不在意，只是一心一意修自己的心，尽心尽力传承“致良知”。王阳明说“谦虚其心，宏大其量”，才是“大头脑处，自将卓尔有见”。面对伤害、中伤，成熟的人会忍他、让他、容他、再看他。很多时候，诽谤与流言并不是我们能够制止的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流言。用坦然的心态来应对流言，以“不辩”的胸襟应对诽谤，人之谤我也，与其能辩，不如能容；人之侮我也，与其能防，不如能化。不急于澄清，不与他人针尖对麦芒，睚眦必报，浊者自浊、清者自清，谣言、诽谤最终会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。
在1523年（嘉靖二年）的会试中，朝廷主考官出了一道题，以阳明心学为问，含有“阴以辟先生”之意。说现在有人自创学问，非议程朱理学，大逆不道。对他的学问，我们应该怎么看？
这次参加考试的，有王阳明的几个学生。徐珊看完考题，长叹一声：“我怎能昧着我的良知以幸时好呢？”我怎能违背良心去说老师的坏话呢，于是掷笔不答，弃考而去。
另几位学生，如江西的欧阳德、魏良弼、王臣等，答卷时毫无忌讳，发挥老师阳明心学的意旨，痛批出卷人的观点，魏良弼居然高中。钱德洪参加了这次会试，却落榜了，黯然而归，他向老师抱怨，“深恨时事之乖”。
王阳明听罢，却喜形于色地说：“圣学从兹大明矣！”
钱德洪不解，问：“时事如此，何见大明？”
王阳明说：我一直发愁怎么把我的学说告诉天下读书人。现在，全国会试都出题以我的心学为靶子，这样一来，即使穷乡深谷也都会传遍呀。好事呀，我的常说即使不正确，天下也必定有人起来寻求下下正确的学说呀。另外，当圣旨作出王学“有误正学”的判断后，发挥心学意旨的考生仍能“漏网”考中，说明朝廷禁令已无法阻止王学传播了。
面对说王学为“叛道不经”的指斥，一些在朝为官王阳明的学生欲上疏去辩论。王阳明制止说：“无辩止谤，尝闻昔人之教矣。”这“昔人之教”，想必也有他先父的教导。这种“不辩反而会止住诽谤”的认识，说明王阳明对谤议的态度，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。与辩相比，他更看重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”。他不在乎把他指责为“伪学”，反而更看重学生能破冰登第，因为他们中榜后，答卷将收入《会试录》，成为天下士人的必读书，读者就会受到一番洗礼，这便是“默而成之”。
晚年的阳明对于诽谤，愈发向内修心：与众人辩，辩不胜辩，不如“反求诸己”，“动心忍性，砥砺切磋”，使学术愈为醇厚，最终达至“不言而信”的境界。
为什么王阳明心学受到“谤议”呢？
1523年（嘉庆二年）的一天，王阳明与门人邹守益、薛侃、王艮、黄宗明、马明衡等一众弟子专门讨论到近日“谤议日炽”的问题。
学生问：为什么在平定朱宸濠后，老师您受到的谤议越来越多呢？
王阳明说：“诸君且言其故。”请各位谈谈缘故。
于是，弟子们纷纷讨论起原因来：
邹守益说是“忌妒谤”。先生又是南赣剿“匪”，又是平定叛乱，“暴得大功”，因此封爵，功德昭著。“先生势位隆盛”，众人“是以忌妒谤”，从其事功到其学术，百般诋毁。嘉靖即位后，王阳明一直赋闲，明摆着将他冷处理，说出来的理由，最多的就是“忌之者众”。
薛侃说是“学术谤”。“先生学日明”，褒陆九渊，贬朱熹，学说影响越来越大。程朱理学是正统的“正学”，阳明心学自然是“伪学”了。是以“学术谤”。
王艮说是“身谤”。天下来拜王阳明为师的人很多，“天下从游者众，良莠不齐”，先生又没甄别，一概接纳。许多人言行不佳，行事诡异，造成负面影响。学生里也有因王阳明没保举当官，就攻击王阳明的。至于朱熹的门徒更是会攻击王阳明的，是以身谤。
听了学生们的讨论，王阳明说道：你们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有，但我觉得还有一点，你们没有谈到。
众人忙请教，王阳明缓缓说道：我以前还有一些乡愿气息，“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，更无掩藏回护，才做得狂者。即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，吾亦只依良知行。”
众人一听，不懂，忙问：这乡愿和狂者有什么不同呀？
王阳明说：乡愿“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……其心已破坏矣，故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。狂者志存古人，一切纷嚣俗染，举不足以累其心。”“乡愿”，同“乡原”，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，是指没有是非观念，“其心已破坏矣”。“狂者”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，是指志向高远而行不掩言、富于进取、率性而动的人，狂者胸次是儒家传统的现实人格理想。王阳明说他以前还有点媚时从俗的“乡愿”味道，现在他只依辨明是非的良知行事，养成了“狂者的胸次”。他相信自己的良知，良知告诉他自己的学说是真理，那就坚持，不必犹豫。正是有这种胸怀与自信，王阳明才能坦然面对政治生涯中的跌宕起伏，才能无惧天下对他的毁誉诽谤。
王阳明广收门徒、讲学不已，可谓狂者，结果受谤于朝中权贵。胡世宁是宁王反叛的察觉者和抵制者，又和王阳明同为浙江人，他从关心王阳明的角度说“我就是觉您讲学讲得太多了”（“某恨公多讲学耳”）。但王阳明面对激烈攻击，态度果决：“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，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，我也不在乎。”
王阳明去世后，“廷议”王阳明的功罪，未议其功，先论其罪。虽然那些“夸大军功”之事都毫无根据，却坐实阳明心学是“伪学”。廷议的结论是，王阳明“学术不端、聚众惑乱”。本来，王阳明的伯爵来自军功，按例应世袭。嘉靖皇帝却下诏，“停恤典，子不得嗣封”，并颁布禁学之令，通过诏旨来禁止讲授、传播阳明心学。阳明之学为官方彻底否定，成为禁学。
弟子欧阳德，江西泰和人，后官至礼部尚书，他问过王阳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有些人心凝定不下来，成天忙个不停，“有事固忙，无事亦忙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人生在世，事务繁杂，身体得不到休息，是一种忙；而心烦意乱，时刻充满各种杂念紊思，得不到片刻的宁静，也是一种忙。
王阳明说：这是人缺少主宰的缘故。“天地气机，原本就没有一息之停。”人生在世，就会处于不停的忙碌之中。这是正常的，但关键在于，再忙，也要有个主宰。人如果“有个主宰，故不先不后，不急不缓，虽千变万化，而主宰常定，若主宰定时，与天运一般不息，虽酬酢万变，常是从容自在”。外面的事物千姿百态，遇到事情千变万化，但心中的主宰却始终如一，寂然不动，方能做到不慌不乱，从容淡定，“人得此而生”。“若无主宰”，“便只是这气奔放，如何不忙？”受各种欲望的影响和控制，那就会失去本心，变得游移不定，终日戚戚，就会让膨胀的欲望左右了自己，成为一个“逐物”之徒，想的是这些，做的是这些，得之，心为之兴奋，失之，魂为之沮丧，有了这样的心，自然就会有这样的行动，身体怎么会不忙呢？
所以，事乱，心不能乱；人忙，心不能忙。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”，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哪怕泰山崩于前；不管碰到什么利，哪怕黄金千万两，都不动心，不起念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。许多人则是逐名追利，声色犬马，“百般需索”；有些人无啥私心贪欲，却是把外面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装进心里，或回忆，或筹划，或担忧，或焦虑，“千般计较”，这样久而久之，就会在即使没有私心贪欲、没有事情繁杂的时候，心也是乱的，就像王阳明所说“今人于吃饭时，虽然一事在前，其心常役役不宁，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”。
人生常有不如意的事，有困境、有挣扎、有痛苦、有迷茫。当世界暗下来时，纵然身边无人相伴相随，只有心里有光，也可以拥有温暖自己的力量，也能照亮自己前行的方向。
哪怕洪水滔天，我心安然，哪里都是桃花源；哪怕暗夜无边，我心光明，哪里都是水云间。只要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。
三、怎样做，才能此心不动
有学生问：如何养得此心不动呢？
答曰：让内心强大起来。
又问：那怎么让内心强大起来呢？
王阳明说：“关键是平时在良知上做功夫。”（“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，时时精明，不蔽于欲，自能临事不动。”）平时一点一滴地磨炼，克去私欲，遇到紧急情况，自然能够“不动心”。
打太极拳，有个口诀：不低头、不弯腰、不着急、不着慌。王阳明有圣人气度：在逆境中，在顺境中，都能从容正常，宠辱不惊。提拔我，不欣喜若狂，侮辱我，泰山崩于前而不心惊，王阳明立下不世之功，没受奖励，不获提拔，反受污蔑。怎么办？很恼火，但绝不能不一惊一乍，不暴跳如雷。义理担当，触之不动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不因得失而动心，“触之不动”“不动心”也是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到江西剿“匪”这段时间传播的主要心学思想。黄宗羲说阳明心学有三个阶段，“不动心”就是第一阶段。
他以此希望人人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碰到任何事和物，都不会因之而动。
《传习录》中有一段问答：
陈九川问：“这几年因厌恶那种泛滥之学，常常想独自静坐，以求屏息思虑念头。但不仅不能达到目的，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他问的是怎么就做不到不动心呢？
王阳明回答：“人有念头，如何能打消它？只是要‘正’。”
弟子问：“是否存在没有念头的时候？”
王阳明说：“根本没有这样的时候。”
弟子又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周敦颐先生为什么说‘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’？为什么要说让心静下来，做到不动心呢？”
王阳明说：“静并不是不动，动也并非不静。周敦颐先生说的‘定’也就是‘静亦定，动亦静’中的‘定’。无欲故静，没有了私心杂念，心就静，心就能定。”
陈九川又说：当我用功收敛身心时，如果眼前有声有色，就像平里的所见所闻（“如常闻见”），恐怕就不能专一，不能静心，不能不动心了。王阳明答道：收心用功的时候，听到看见像平日所见所闻的东西，那是正常的呀。除非是槁木死灰、耳聋眼瞎之人，才会不听、不看呢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即使听见、看见了，心不去跟随它就行了。(“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，便是。”）同样的事情，有人心慌意乱，有人却泰然处之，就看有没有一颗不动的心。“只要心不去跟随它”，不随别人的鼓点起舞，就是不动心。此心不动，不动如山，逢苦不戚，得乐不欣，不随境转，王阳明对待现实问题，对待突然的变化，对待不确定的世事，始终是冷静务实的，不动心，不烦恼，“心之本体，原自不动”。世间的事，纷至沓来，只有不动心，才能从容应对，才能少上当，少钻老鼠洞。
王畿在曾指出：“先师自谓‘良知’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，多少积累在，但恐学者见太容易，不肯实效其良知，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。先师在留都时，曾有人传谤书，见之不觉心动，移时始化，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。譬之浊水澄清，终有浊在。余尝请问平藩事，先师云，在当时只合如此作，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，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。”王畿明确指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，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、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。王阳明正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，能以高度稳定、平静、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，处危不动、处急不惊、处变不乱，最终摆脱了危机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。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“百死千难”“万死一生”中体悟得来的说法。在经历了江西之变以后，他终于确信，良知说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，还能让人真正达到向往已久的“不动心”的境界。
王阳明在答黄绾论良知书中也说：“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，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，互相规切。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，便截然能忍默得；意气正到发扬时，便翕然能收敛得；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，便廓然能消化得：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。然见得良知亲切时，其功夫又自不难。缘此数病，良知之所本无，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，若良知一提醒时，即如白日一出，而魍魉自消矣。”这也是说，致良知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能让人在“动气”时断然控制情绪，保持“平常心”，这种控制情绪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的能力，是通过致良知来获得的。
有人就“有所忿懥”发问。王阳明回答：“忿懥几件，人心怎能无得？只是不可有耳！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，便怒得过当，非廓然大公之体了。故‘有所忿懥’便不得其正也。如今于凡忿懥等件，只是个物来顺应，不要著一分意思，便心体廓然大公，得其本体之正了。且如出外见人相斗，其不是的，我心亦怒。然虽怒，却此心廓然，不曾动些子气。如今怒人，亦得如此，方才是正。”“忿懥”，形容人的情绪非常愤怒和不满。由此可见，王阳明说的不动心，并不是心如枯槁，百情不生，而是“物来顺应”“不要着一分意思”。这种不动心的境界，即“无累”“无滞”的精神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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